嫖娼的阶层性：法律与社会观察笔记

嫖娼的阶层性：法律与社会观察笔记

嫖娼的阶层性指法律处罚与附随后果主要影响中小资产阶层，而基层与上层受影响有限；性工作者也非仅限底层，且此现象引发对法律后果、性交易定义及禁止理由的深度思考。

背景与定义

作者背景与观点来源

• 作者自称为“法山”，是一名法律工作者，专长于涉性案件，尤其是性交易相关案件的承办。
• 观点“嫖娼的阶层性”首次启发来源于学术沙龙“卖淫嫖娼中的中国现状与制度反思”，该沙龙有学者如车教授参与，作者曾与车教授面对面交流。
• 车教授提出疑问：财富巨大者不会去足疗店、洗浴中心或酒店嫖娼，而是会把人带到别墅，不支付几千元嫖资，而是送手链、车或房，甚至让“女朋友”上头条成为“国民老公”。
• 作者基于自身承办组织卖淫罪、性侵案件等经验，正式提出“嫖娼的阶层性”概念，并分为买春者与卖淫者两个维度。

嫖娼的法律定义

• 根据公安部文件，卖淫嫖娼指“以金钱为媒介的不正当性关系”。
• 在司法实践中，警方通常询问两个问题：对方叫什么名字？给了多少钱，有无交易记录。
• 如果不知道对方名字且给了钱，通常被认定为嫖娼。
• 违法后果：对于公务员、体制内人员、高校学生或小白领，嫖娼违法事实认定后，可能导致丢工作或被开除；但对工农群众和老板影响较小。

嫖娼的阶层性：买春者维度

对中小资产阶层的影响

• 中小资产阶层（如公务员、学生、小白领）是嫖娼处罚的主要受影响群体，因为违法事实可能导致工作丢失、社会评价下降。
• 法律评价理论上应止步于法规定（如拘留15天），但现实中附随后果（如开除）可能更严重。

对基层与工农群众的影响

• 对工农群众（如农民、建筑工人）影响有限：嫖娼被抓不会影响种地、打工或招工，包工头在招聘时也不问嫖娼记录。
• 建筑行业一线甚至有老板带头参与“按摩、洗脚、耍商”等行为，视为接风洗尘的一部分。
• 对打零工或无业者，嫖娼处罚（如拘留15天）只是短期损失，拘留所可能改善健康（“人瘦了一圈，身体指标反而健康”），主要影响是周围人的嘲笑。

对真正有产阶层的影响

• 上层或富裕人群可通过法律规避手段避免嫖娼认定，如：
• 以“一夜情”形式：有钱人请对方吃饭、发生性关系后送名牌包，法律上包被视为“赠品”而非“嫖资”，不构成嫖娼。
• 商K（商务KTV）：一线或省会城市一晚消费几万元，通过先唱歌、牵手、接吻等建立感情过程，即使使用假名（如“小美”“小帅”），也能增加公安认定难度。
• 保养关系：互联网上的“爹系男友”概念，每月支付生活费（如2万），发生情侣间关系，不以金钱为媒介的认定有讨论空间。
• 对有产阶层，嫖娼不会导致开除（如创业老板），即使犯罪也能东山再起，除非是依赖公众形象的人物。

核心结论：嫖娼的处罚和后果主要影响中小资产阶层，基层和上层除非是公众人物，否则影响有限。

嫖娼的阶层性：卖淫者维度

性工作者非仅限底层

• 传统认知认为性工作者多为贫困家庭出身，但作者基于办案经验指出，小资、中产家庭出身的女性从事性工作越来越多。
• 动机包括物质欲望、虚荣心、互联网“穿金戴银”影响，以及缺乏合法“赚快钱”渠道。
• 案例：大学生、小白领因羡慕室友的奢侈品（如LV包、香奈儿、苹果手机）而走向性交易。

性工作者的收入与行业特征

• 价格范围：县城一次约100元，一线及省会城市高端“外围”一次几千元。
• 作者声称“从未见过哪怕一个真正贫穷的性工作者”，甚至有的外围工作者一晚挣1-2万，年入百万不鲜见。
• 小县城工作者可通过“走量”（如一天接5单）月入上万，被抓后“全当放假”。
• 行业流动性强：工作者可单干、工资日结，不满意可离开；若老板欠薪，工作者可报案，但自己最多受行政处罚，而老板可能构成组织卖淫罪。
• 有人口贩卖问题，但作者未遇到过，因有大量主动者，如短视频平台“爹系男友”评论区可见需求。
• 法律权利：性工作者的法律权利与他人相同，如报案强奸案、抢劫案均可处理。

收入与违法风险成本

• 性工作者收入包含“违法风险成本”，即违法性减少了竞争者，客观上提高收入。
• 这导致“性交易合法化会降低价格而剥削女性”的观点存在逻辑悖论，因为该观点是市场经济逻辑，却用于论证市场不应存在。

三点核心思考

思考一：违法行为的附随后果大于法律处罚本身

• 法律评价理论上应止步于法定处罚（如拘留15天），但现实中附随后果可能严重化。
• 例子：学生可能被开除，公众人物账号被封禁，工作丢失，人生连锁反应。
• 与美国“斩杀线”类比：美国中产因某些违法行为而人生崩盘，中国嫖娼被抓即可触发类似后果，其他如吸毒、打架殴斗也可能。
• 毒副作用：附随后果与实际危害不成比例，但法律风险不容忽视，刑辩团队成功案例（不起诉决定书）可避免此类后果。

思考二：性交易的定义与司法尺度

• 根据公安部批复，卖淫嫖娼包括异性或同性之间以金钱、财物为媒介的不正当性关系，包括口淫、手淫等。
• 司法实践核心：看性关系发生原因是否仅因金钱，即“只因为钱而发生性关系”。
• 比较法案例：日本卖淫违法但红灯区存在，常通过买贵棒棒糖等方式规避法律；中国类似做法（如“卖糖卡”）会被认定为卖淫嫖娼。
• 司法尺度：如果双方有一定感情基础（即使涉及金钱），则性交易认定有讨论空间；情感与金钱挂钩是常态，如彩礼、爱情故事中的金钱因素。
• 界限：一手交钱一手性交必定性交易；不认识但有钱就发生关系也是；但能陈述感情基础则可能避免认定。

思考三：禁止性交易的缘由与挑战

• 核心法理：人之所以为人必须有尊严底线，如人体器官、怀孕、性等不可交易之物；自由必须有限度，否则底层可能“和牲畜无异”。
• 法律例子：被害人承诺有界限，超过轻伤二级（故意伤害罪标准）即使承诺也犯罪。
• 挑战一：需要论证性行为为何与尊严挂钩，且不同于器官（器官割了没了，性服务可重复）或一般服务（如时间交易）。
• 挑战二：女权主义观点认为禁止性交易限制女性“通过身体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”，是道德矮化。
• 挑战三：统治工具论，认为性管理可支撑统治，如封建时代女性作为财产、贞洁牌坊等，现代社会则通过法律评价管理性欲。
• 呼应阶层性：真正制定规则的消费者可规避法律，如用权利或金钱变通，“场地里可能有性交易，但没有卖淫嫖娼”。

历史与现状：性交易的法律变化

中国的历史态度

• 中国对性交易并非一律禁绝，历史上甚至存在“官妓”现象。
• 恩格斯曾提出不应伤害性工作者的人格或尊严，并主张停止追究和剥削。
• 新中国成立后并非始终禁止性交易：据人大潘世明教授指出，1980s–1990s，中国曾有12个省份对性产业征税（如征“小姐”的个人所得税），直到1998年才被最高层制止。
• 例证：21世纪初的东莞等地仍有性产业。

国际比较

• 日本：卖淫违法但红灯区存在，通过买商品（如棒棒糖）方式规避法律。
• 其他国家：虽然禁止，但实践中存在差异，核心是定义与执法尺度。

限制与待确认问题

• 作者明确称其观点是“行业观察”，基于个人承办案件经验，非系统性研究。
• 性工作者的收入数据是作者声称“经司法机关确认或实际价格”，但未公开具体来源。
• “从未见过真正贫穷的性工作者”是作者个人经验，可能受地域和案件类型限制。
• 对于性交易合法化的支持论点（如疾病控制、女权），作者仅陈述，未表达个人立场，但强调我国法律明确禁止。
• 原文中“萝莉岛”事件等未展开细节，仅指代极端案例。

行动清单与建议

• 对普通人群：注意嫖娼等违法行为的附随后果，尤其是职业和社会形象影响。
• 对法律工作者：承办涉性案件时，需综合定义、司法尺度和个案细节，如感情基础陈述。
• 对社会讨论：需区分事实与价值判断，性交易是违法行为，但需正视阶层性和执行差异。
• 学习资源：作者建议关注刑辩团队案例，搜索“斩杀线”“爹系男友”等关键词以了解相关讨论。

总结

嫖娼的阶层性揭示了法律执行与社会现实的不对称：处罚和附随后果集中于中小资产阶层，而有产阶层可通过规避手段避免认定；性工作者并非限于底层，且有相对收入。思考包括附随后果的严苛性、性交易定义的复杂性，以及禁止性交易背后的尊严与自由限度的法理。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，但实践中的阶层差异和认知挑战仍需正视。作者核心信息是：法律虽平等，但社会阶层和执法尺度导致实际影响不同，而个人的尊严与自由界限是根本问题。